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25年理事会暨文艺评论工作会现场，一场关于“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的专家研讨格外引人注目。与会专家学者以问题为导向，以批评为利器，在思维的碰撞中，让这一关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议题，成为文艺理论界热议的焦点。

　　“当前，部分文艺作品盲目追赶‘国潮’、堆砌‘中国风’，将传统服饰、建筑、文物等符号生硬拼凑，恰似七宝楼台，虽炫人眼目，拆解开来却支离破碎，反而消解了文明标识的深厚意蕴。”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另一边，也有学者提出：“文物热、诗词潮、国风盛，在数智科技迅猛发展、艺术展示与传播方式加速变革的当下，这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精彩展现中华文明标识的宝贵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与挑战。”

　　中华文明标识究竟是什么？它是八千年前贾湖骨笛穿越时空的悠扬乐音，奏响远古先民的智慧乐章；是春秋时代莲鹤方壶振翅欲飞的灵动造型，彰显华夏先民的文化自信；是长城蜿蜒、长江奔涌、黄河浩荡，守护滋养着这片广袤土地；更是先贤哲人的深邃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勤劳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结晶。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中华文明标识涵盖有形的文明古迹、文物器具、地标建筑，以及无形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仪式过程。它既承载着恒久的历史价值，又蕴含着面向现实、指向未来的蓬勃生命力。此次研讨中，来自书法、美术、戏曲、电影、民间文艺、网络文学等多个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文艺理论与实践出发，深入探讨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他们认为，当今文艺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时，需牢牢把握题材元素、主题思想、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这四个关键承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认为，要重视文艺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中的突出作用，也要警惕文艺在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中的实践偏差。他进一步剖析道，首先要避免符号化的堆砌，过度使用传统符号容易导致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其次是警惕功利化的模式，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同时应防范浅薄化，对经典IP的滥用是对传统文化的伤害，容易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和变异。

　　中国评协理事、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廷信认为，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中共同建构的结果，中国艺术对文明标识的呈现恰恰是文艺家们在参与建构文明标识的过程中以独特的情感投射和艺术创造智慧而生成的。

　　中国评协理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结合海外广受追捧的网络小说《盘龙》《修罗武神》《诡秘之主》和海外热播剧《琅琊榜》《甄嬛传》《天圣长歌》《天官赐福》的成功实践，谈了自己的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需要我们在对业已形成的经典符号进行传承、阐释、弘扬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的精神本质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书写，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探讨上，中国评协理事，浙江省评协副主席、秘书长沈勇表示：“我们要警惕将技术沦为炫技工具，从而让艺术失魂于数据泡沫。”他进一步阐释，“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始终在传统基因与现代表达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它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也不是商业浪潮中漂浮的符号，而是一个在文化实践中不断‘再编码’的动态体系。”他以戏曲为例，指出可持续性的戏曲文明标识构建，需直面“传统技艺传承压力与创新表达需求”“形式革新视觉冲击与内容深度消解风险”“地域文化特质与全域传播适配难题”这三重矛盾，并形象地比喻：“好的技术应该像给名画配画框——不抢风头，只帮观众更看得懂画。”

　　中国评协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出发，认为要充分关注它的文明理念与文明内涵。他认为，“我们的文明符号一定不是纯技术的设计，而是以民族文化内涵为核心要素，以民族艺术审美为形式，是中华民族形象的具体化”。

　　河南省评协副主席、河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席卫权围绕艺术呈现方式提出见解：“在探索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方式时，既要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融媒体等信息技术与传播渠道的创新，赋予传统文化符号新的活力与多元表达，更要深挖文化内涵，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背景进行全新阐释，增强创作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同时注重跨文化理解。”

　　中国评协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培贵以书法为切入点强调艺术本源：“艺术创作者应深入历史纵深，追寻文化本源，呈现艺术的本真样态。书法不应被简单窄化为视觉艺术，否则人们只会关注技法层面的‘哪篇写得好’，而忽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谈及文艺评论工作在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过程中的使命，中国评协理事、河北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邢建昌表示：“在全球化的文化艺术实践中，仅仅在艺术中展示中国元素、中国标识，还不足以向世界文明诉说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他认为，“批评家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贴近文本、细读文本、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考镜源流、追寻文脉，提升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的普遍性蕴含，以实现中华文明在跨文明传播中的本源性、敞开性和对话性。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