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山西省话剧院的《晋绥儿女》呈现出独特的探索姿态，并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绩。该剧的主创者们在遵循历史真实与艺术灵动表达之间，显示出富有创意的艺术想象力和美学旨趣。此剧的故事，发生在胡宗南带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期，晋绥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奋起抗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不怕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晋绥儿女》通过多层次的叙事策略与风格化的舞台呈现，赓续了山西戏剧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传统，完成了对于革命历史的当代转译，谱写了一曲山西人民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多线交织的戏剧叙事
从剧情结构来看，该剧大胆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手法，将战斗线、运粮线和情感线编织成一张紧密的大网，将各种人物关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此剧在情感抉择与成长经历、军民深情与家国使命之间，显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编剧王元平以精妙的螺旋结构编织情节脉络，导演李伯男以其浑然大气、自成一体的分割叙事，完成了这部气势磅礴、有情有义的大剧。其第一层叙事表现了年轻姑娘王玉梅与两位爱慕她的小伙子徐全有、李家宝的儿女情长。开篇时是红红火火的送兵场面，村里的青壮小伙都积极参军奔赴前线。巡检司村的教师王运波的女儿王玉梅，将鸳鸯荷包赠予心上人徐全有，这一幕恰恰被李家窑村的小伙子李家宝看见，这引发了他的强烈不满，原来王李两家曾有过过命交情，因此李家宝与王玉梅定有娃娃亲，三个年轻人在分别之际产生情感矛盾，也引发了家长们的无奈。两个小伙子即将上前线，面对两位爱她的人，王玉梅收回荷包，她把自己的姻缘交予命运，嘱咐两个小伙子在前方好好打仗，平安归来。
此剧的第二层叙事讲述了从民间走来，成为八路军战士，走向前线、在战火中蜕变成长的英雄传奇。徐全有与李家宝本来就是表兄弟，在前线他们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由彼此的情感拮抗，到心灵相通、彼此体谅，再到生死与共、命运交织，最后为开辟运粮通道，在攻打小南山的战斗中，他们将一腔热血撒在了大地上。
此剧的第三层叙事来自“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忙”的民众行动，巡检司村与李家窑都是拥军模范村，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王玉梅的父亲王运波、李家宝的父亲李清河接到了运送军粮到前线的任务，他俩分别是两支运粮队的负责人，运粮途中，他们狭路相逢，因为儿女的婚事闹心，想要躲避，可是还是碰到了一起。最后运粮队经过艰苦跋涉，把大批粮食送到了作战前线。
剧中，情感线好似悠扬的情歌，刻画了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使得角色立体丰满；战斗线犹如悲壮的战歌，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晋绥儿女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运粮线恰似奉献的赞歌，表现了百姓们为支援前线，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的艰辛历程。这三条线索相互关联，彼此推动，共同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
历史情境中的质朴真情
在人物塑造方面，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独具魅力，仿佛是从历史的纵深处走来，鲜活地站在观众面前。勇敢坚毅、意志如钢的徐全有，直率豪爽、热情似火的李家宝，善良聪慧、温柔如水的王玉梅，性情刚毅、胆大心细的李清河，豁达开朗、温良敦厚的王运波，他们都以其独特的性格特点和丰富的内心情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个年轻人的感情纠葛，颇有旧道德与新思想碰撞期的社会特点，按照传统的村规民约，娃娃定亲当结为姻亲，可是随着边区政府新婚姻法的倡导，王玉梅萌生了反抗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的想法，她要与邻村接触不多、又没文化的李家宝解除婚约，因为她爱上了同村有文化的徐全有，她还期待着能够进入延安大学学习深造。在两个小伙子当兵入伍前夕，三个人的情感纠葛变成了艰难选择。王玉梅没有明确表现出爱情取舍，她不忍心让任何一个爱她的人心存遗憾，她的迟疑不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她内心的单纯和良善的表现。在旧道德将去未去、新道德将生未生之时，被女娃娃退婚的李家，在村人面前失去了面子，因此李清河的心里很不自在。接到运粮任务后，李清河迟迟没有行动，不是他对个人利益患得患失，而是为全村人的命运担忧，他要守护好全村窑洞里的78盏灯，让这块乡土上的生命生生不息。运粮途中，两个村子的人碰在一起，一言不合，便起了争执。可是当敌人围堵，王运波勇拦惊骡、被敌人击中，弥留之际的王运波，还是将女儿王玉梅托付给了李清河，这一行为本身，就表现出两位旧相识之间肝胆相照的情义。李清河果然不负重托，将与自己儿子退婚的王玉梅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周全。徐全有与李家宝一同走上前线，情感纠葛之中他们彼此排斥，建功立业的追求中暗中较劲，他们都希望活着回到家乡，迎娶心爱的姑娘，可是在家国大义的选择中，他们毫不犹豫地携手赴死。战争让年轻人的情感难以安放，他们只能把自己交与命运，战争让他们的父辈生死相隔，却让浓郁的乡情变成了道义担当。
地域美学的诗性表达
此剧的舞美设计师申奥，以分割规划、意象重构的方法表现战争记忆，将晋绥剪纸的镂空技法、质朴生动的版画图景，转化为舞台装置的形象语言。导演李伯男努力开掘黄土地文化的深厚内涵，当运粮队伍穿越汾河时，悬挂于空中的窑洞窗棂将舞台切割为“此岸”与“彼岸”：李清河在此岸守护78孔窑洞里的78盏灯，王运波在彼岸拄着拐杖护送着车队跋涉前行。当村民们商议组建运粮队时，七嘴八舌的话语、高高低低的站位，都颇为传神地表现出西北的地表特点。当红色光束穿透镂空窗棂投射在演员脸上，中国农民面容的粗粝质感与现代灯光的精准控制碰撞出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当王玉梅将荷包埋进泥土之时，小小荷包从“爱情信物”转化为凭吊英雄的缱绻心结，她的爱情也从儿女情长升华为家国大义；当她从支前模范走向延安大学之时，也就完成了乡村姑娘到现代女性的精神蜕变。
在《晋绥儿女》中，地域文化符号的植入极具匠心。伞头秧歌的“伞头”在剧中三次出现，完成三重意象转化：开场时作为欢送新兵入伍的民俗仪式符号，表达出喜庆、欢愉的特点；中段伞头秧歌出现，成为两支运粮队彼此较劲的情绪载体，以及危难时传递消息的特殊符号；结尾处，小南山的战斗结束了，英雄喋血的土地上，战士们脱下的军装堆叠如山，含蓄蕴藉地表达了晋绥儿女的牺牲的悲壮，此时，李清河擦干眼泪，举起伞头舞动起来，众乡亲跟随他起舞，在“桃花花你就红哎杏花花你就白”的山西民谣中，营造出一种“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
剧中三弦艺人的即兴弹唱，不仅具有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也完成了场与场之间的补充叙事，还起到烘托氛围、表现情绪的作用。这种使民间艺术成为历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手法，不仅让地域文化成为激活民族集体情感的密钥，而且为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情感的表达起到了点化作用。这些文化符号以其独特的视觉效果，营造出了浓厚的历史氛围，使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话剧的表现力，而且为话剧注入了一股鲜活的生命力。
《晋绥儿女》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盛宴。这部话剧不仅是对晋绥儿女的一曲赞歌，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情铭记和对晋绥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它让我们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精神洗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文联特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