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情感中，总有一种乡愁，是属于语言的。从我们牙牙学语之日起，语言就植入了我们的记忆，可能还以地方戏曲、曲艺、流行歌曲等形式融入思乡的梦境。这就是语言，一个被米兰·昆德拉反复锤炼的“乡愁”，被语言学家萨皮尔称为“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物种。语言，既是日常沟通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可是，最近的一起争议事件，却非为“愁绪”，只关情感。据报道，日前苏州启动方言保护工程，从2012年起，该工程将在苏州城区幼儿园安排每天若干时长学说苏州话，在苏州城区的试点中小学校开设学说苏州话相关的课程；同时也面向社会特别是非苏州籍的人员开设苏州话培训班。据称，这是“让他们了解苏州的语言文化，学会基本的苏州话”。继2011年“用苏州话报站”建议引发争论之后，此举在网上再度引爆辩论。联系近些年来炒得火热的“粤普之争”，方言保护与普通话推广之辩，俨然已成为一种现象。对此类论争，有的论者或称之为“文化之争”，或直斥争议一方为“经济强势背景下的文化膨胀”，是“对外地人的歧视”、“阻碍通用语的推广”。果真如此邪？

　　我是一个客家人，讲客家话，就像先辈曾经的流离迁徙那样，如今再度离乡，方言成了一种遥远的寄托，让我不忘此身。但是，幼时还能常听到的客家山歌渐渐远去了。这不是个案。在我们的文化中，依托方言生长出来的许多艺术花朵，如昆曲、评弹等地方戏曲、曲艺品种，都因语言环境的变迁而受到冲击。许多年轻人学戏学曲必须先正音，否则拿不上腔，所学亦失去了原有的韵味。近年来，“方言式微”越来越受到重视，盖因此“文化保护”之焦虑；但各地为保护方言或推广普通话之若干举措或个人建议，却常常被误读，甚至上升为对立的冲突。这种非理性甚至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言论，很不得体，很不应该，必须引起警惕。

　　在《圣经》里，上帝为了阻止人们造巴别塔，变乱了他们的语言；由于语言不通，人们再也无法建造新的城市。一个发达的文明，必然有其维系沟通、交流文化的通用语。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就已有所谓“雅言”。孔子号称“弟子三千”，来自四面八方，其授课即用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的“雅言”。拿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雅言”，即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推广通用语、普及普通话，无疑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广州亚运会前后，一则政协委员改电视台粤语播音为普通话播音的建议引起轩然大波，众粤人情绪激昂，奔走疾呼发帖“粤语沦陷”“保卫粤语”等等，其情可恤，如此“激昂”而用上了“沦陷”、“保卫”之类的字眼，实在没必要。这种第一时间的“敌意”，单看到了保护方言、保护地方文化或乡愁情结的自我，却忽视了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语境。没有通用语的推广，何来沟通与交流？何来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经济一体、文化融合，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使然。倘若“激昂”者们能置己身而临其境，直面此世界所有多样性文化所共同面对的纠结问题，也许会发现，“人人会说普通话”竟如此美好，其“保护”也会多一点建设性。同样地，保护方言亦绝非现代的“巴别塔”故事，跟推广通用语更不对立。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方言、乡音联系的那份故土亲情，虽千载悠悠仍延绵不绝，虽散布各地依然以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形式呈现。保护方言，实则是大文化背景下的乡愁眷恋。就像早年下南洋的客家人，怀揣一抔故乡的红土漂洋过海，惟如此，想家的时候才不觉飘零。所谓的“方言与普通话之争”，其实质不过是，我们始终在一起，共同应对全球化语境下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跟“对立普通话”的误读相比，另一种误读是“对立地区”。在争论中，一些人常常只看到“积极推动方言保护的多为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从而自动联想到“强势经济下的文化膨胀”、“语言排外、文化排外”；却不知经济发展带动的人口涌入、文化融合等因素对文化独特性、多样性的冲击，其“方言保护”本是对“全球化”、“一体化”现实的积极反应。只不过，经济发达而更处“全球化”前沿，受到的冲击必更强烈，“保护”的需要和诉求自然更加强烈。早些年，我们的经济欠发达，“非遗保护”好多人听都没听过，现在到处都在说“非遗”、“申遗”，不正是这个道理吗？这样看来，“强势经济下的文化膨胀”虽有其逻辑可能，却并不是看问题的唯一视角。尊重多样性，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又何必刻意去“另眼看世界”，或者并不善意地揣测他人呢？“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孕育了我们众多的地方戏曲和曲艺品种，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别具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缤纷与多彩。也许，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粤普之争”、“苏州启动方言保护工程”等事件给我们的启发并不仅限于方言。只有在更宽的视野里，才能少一些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