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指导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创校史话剧《从延安走来》在西电举行首轮公演暨迎新专场演出。
该剧通过文献话剧的基本形式，以延安通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历史为核心，展现了延安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我党我军在延安时期培育的诸多高等院校汇聚青年人才、服务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光辉实践；艺术化地全方位再现了那烽火连天，民族危亡的峥嵘岁月里，一代青年人奔赴延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革命、教育、科技与文化事业，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从无到有，迎来胜利曙光的全方位图景。在广大师生的倾情演绎下，以延安通校为代表的诸多高校的红色校史，在高潮迭起，险象环生的宏达叙述中，由故纸堆中冰冷的文字，变得生动而鲜活，可感可视；让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在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舞台艺术感染下薪火相传。
以文献话剧展开延安宏阔历史画卷
抗战时期的延安，肩负着领导全国抗战的重要使命，这里有金戈铁马、浴血沙场的战士；有攻坚克难，不舍昼夜的科学家；有豪情万丈、思如泉涌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有的蜚声海内外，却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投奔延安，有的默默无闻，却用青春在延安挥洒热情满腔。由于戏剧艺术表现形式的限制，想要全面演绎一代有志青年，在延安的欢笑与泪水，悲伤与喜悦，按照情节“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方式叙述，很难确保叙事节奏紧凑，人物形象丰满鲜活。以文献话剧作为呈现形态，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宏大历史题材的叙事需要。
文献话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而且所叙述的情节往往也有史可征。因此，戏剧可以运用文献资料、电影、幻灯等辅助叙事方法呈现史事，这在最大限度上节省了叙述的铺垫成本与人物“从零设定”的成本，使创作可以把有限的篇幅集中到人物“关键性事件”上，让观众不需要更多情感和逻辑铺垫，便直接体验历史的现场感与真切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舞台叙事的核心任务由“讲什么故事”转向“怎样讲故事”。皮斯卡托、彼得·魏斯等人所倡导的“让事实自己发声”，正是这一表现方式最好的注脚。
话剧《从延安走来》中着力表现的李白、张露萍、王诤、罗沛霖、孙俊人、吴泽光、冼星海等人，其光辉事迹均载于史册，他们或奔赴隐秘战线，九死一生，或在后方科研攻坚、兴办教育、组织文艺抗战，其悲壮与豪迈，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全剧以虚构人物，红军战士遗孤延思英的成长为主线，串联李白与张露萍的壮烈牺牲、罗沛霖与孙俊人的科研突破等若干关键性事件，以回环并置、层层递进的方式保证叙事节奏与密度，并持续抬升主题内涵的精神高度，铺展出延安抗战的时代群像。让延安精神满载着青春的跃动喷薄而出。
以倾情演绎激活红色校史崭新形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一路与共和国同行，绵延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因此，丰富的红色校史资源为讲述延安故事与革命精神提供了太多的创作素材。
《从延安走来》作为一部文献戏剧，并不是简单的将红色校史资源摊开给人看，而是在真实之上搭起能让观众同频共振的叙事，让冰冷的历史记载在舞台上重新获得跃动的生命力。当故事中人物在特定情节中说出他们当年艰难的人生抉择，坚定的人生信仰，观众由此身临其境，与人物深入共情，观众情感在一段段“关键事件”中起伏跌宕。它的高潮并不集中在某一次戏剧冲突的到来，而是像山脊线一样连缀成串，延思英所见证的每一场生离死别，目睹的延安青年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情感强有力的触发点，观众与之同歌同哭。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历史文献往往在记述中更重结论：某人牺牲、某校创办、某曲问世。文献戏剧却把叙事重点推向过程。在《从延安走来》中李白与张露萍的壮烈牺牲，罗沛霖与孙俊人艰苦科研，吴泽光与王诤努力办学，最让人感动之处并非是最终结果，而是人物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辛勤，血汗，甚至泪水。这映照出古今一同的人性，为同是当代青年的观众深刻共鸣。正是对“青年主体”的尊重与激发，构成校史活化的内在动力。舞台上，一个个“普通青年”的形象被树立起来：他们年龄与当下的大学生无异，面对的抉择却足够艰难——上前线还是留后方？先学技术还是先上阵？在这种“同龄人镜像”的设置之下，青年观众更容易实现情感认同：当历史与青春在同一束光里相遇，校史便不再是过去的辉煌，而是当下的感动与未来的召唤。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在这一刻将被观众自发写进当下的学习生活。
综上所述，原创话剧《从延安走来》通过文献话剧的表现方式，以西电校史上真实可征的人物与史事为中心，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叙事不虚构传奇、不拔高口号，把李白、张露萍、王诤、罗沛霖、孙俊人、吴泽光、冼星海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活态还原呈现。全剧以延思英的见证为主线，选取若干关键性事件自然铺陈，情节起伏来自史实本身的重量，而非人为制造的悬念与反转；语言克制，节奏紧凑，既保留史料的硬度，又呈现青春的温度。正因其真实性，观众对舞台所见形成天然信任，进而在一次次可感、可视的场面中被打动、被说服；正因其生动性，校史从“结论性的记述”转为“过程性的书写”，从冰冷的故纸堆中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红色校史之“真”与“动”相互成全，在可查、可看、可念、可传，可知的讲述中，让青年人触发对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与自觉，将“从延安走来”的初心薪火相传。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校话剧团指导教师 ）
